“我会死”还是“我该死”——从一则翻译错误看中外对个体责任期待的不同

今天网友Fox在博客留言中提及我翻译卫报本杰明事件解释的一个小错误。我译文写道：

 

我和本杰明也谈过，主要是在两个小会上。经过三个多小时，我确信是有必要停止对他的大规模谴责了，虽然看上去应该。本杰明已经无数次为他所做所为、和牵连到卫报乃至中国民主运动的影响而道歉：“这种情况，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真诚地认为，我该死去。”

 

但是，Fox正确地指出，原文是This was a situation in which I honestly, for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, thought I would die. 应该翻译成“那种情况，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真诚地认为，我会死。”Fox 显然是对的。

 

问题是，我为什么会把would翻译成should？我想了想，明白了。对于一个中国人说，如果一个人无数次为他所作所为造成的坏影响道歉的时候，道歉的内容会是什么？是“当时的确我担心会死”，还是“我真想死了算了”更能打动听众获得原谅？当然是后者，也就是在这种潜意识中，我也产生了非专业的“本杰明幻觉”。再看更正后的译文：

 

本杰明已经无数次为他所做所为、和牵连到卫报乃至中国民主运动的影响而道歉：“那种情况，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真诚地认为，我会死。”

 

是不是从中国人的眼中看，这样的道歉是很弱的？但是在卫报编辑们和卫报读者眼中，这种道歉是很能打动人的。

 

我和一个老外朋友Greg讨论这个事情。中国人似乎对个体的责任苛求胜于西方。Greg说，对于大部分西方人来说，没有什么人是“该死”的，这也是西方人反对死刑的原因。而中国人，在情急之下，都会以死铭志，哪怕只是在口头上。

 

大家看过北村的小说《玛卓的爱情》吗？这是一篇能让中国人看了精神恍惚的作品。里面有首男主人公的诗，让我至今难以忘怀：“难道你头颅里的家乡，一定要我用死亡来到达？”

 

本杰明事件过去了。我也应该检讨我对本杰明的个体苛责。我们也应该学会西方人的宽容，对纯粹是人的软弱的部分应该原谅它。希望本杰明在医生的帮助下，能重新做一个好记者。而中国的新闻人们，应该努力冲破封锁，主导我们自己事业的报道。因为这个国家首先是我们的，我们更加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

新闻与政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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